怀念蔡祖泉教授

怀念蔡祖泉教授
        9月23日中国照明学会在京召开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会议，24日召开照明科技研讨会议，在会议主持人的提议下，三次全体起立默哀，追悼怀念蔡祖泉教授，蔡教授在照明界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蔡教授是学会的名誉顾问，是学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国最著名的电光源专家和教育家。蔡教授是我十分钦佩的一个长者。
        我的大学教育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课可上，只有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洗礼”，毕业时被分配到地处边疆的一家灯泡厂当“固定工”，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做技术工作。
        蔡教授是著名的工人科学家。我一进灯泡厂，分在特灯车间汞灯班工作，高压汞灯就是蔡祖泉带领的复旦电光源实验室在国内最先试制成功的，在此前后，他的团队还研制成功了其它多种特种灯，大大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那时他就是电光源技术工作者的榜样和旗帜。
第一次见到蔡教授是在1975年，大约是5月，复旦电光源实验室举办了一期短训班，内容是光源技术和测试，时间近两个月，50来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灯泡厂的技术人员参加培训。虽然是短训班，但作为实验室领导，蔡老师亲自主持开班，并给我们讲课。我们吃住在学校，不光听课，还安排我们到上海的计量院听讲、实践。我在灯泡厂工作了11年，这是唯一一次自学以外的专业学习，真的受益非浅。     当年，除了中心城市，工厂技术人员缺乏，专业水平很差，那时候办班是不收学费的，蔡老师和他的同事们完全是义务劳动，却以极大的热情，教育和引导我们这些基础和年龄都差距很大的学生们。这对当时的生产第一线无疑是雪中送炭。蔡教授作为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的系主任、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象我这样的虽非正规弟子，也为曾做过他的学生而自豪。
        1984年，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离开了光源和照明领域，再次回来已是2007年退休以后。中国照明学会欢迎我到学会工作，我也觉得对照明科技工作和照明科技工作者很有感情，学会的工作很有意义，但离家太远，有点犹豫。再次见到蔡老师是在07年学会的换届大会上。蔡教授应邀在研讨会上讲话，老师已八十多岁了，但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听了倍受鼓舞，更坚定了我做好学会工作的决心。
        蔡教授关心光源照明的科技发展，耄耋之年仍活跃在各类照明科技研讨会、咨询会上，为学科发展、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最后一次见蔡教授是2008年12 月6 日，在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我做为中国照明学会的代表参加。那时蔡教授已身患重病正在住院治疗，他是从医院专程赶来参加大会的。他一出现就引起会场的骚动，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围上前去问候。庆祝会规模不大，主要是系、所的老同志，一些有成就的学生代表，既是庆祝过去走过的历程，更是探讨系所的未来。蔡教授仍然是那样思维敏捷，就会议的主题发表他的意见。他的女儿担心他的身体，两次写条让他不要再讲了，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以一种矛盾的心情，既希望能多听听他的讲话，又怕他累。蔡教授讲了近半个小时，他是在用生命表达他对系、所，对照明事业的关爱。我当时的感觉，这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蔡教授去世后，照明领域报纸、网站都做了专题报道，发表了许多专家、学者、同事、部下、学生们的回忆文章、讲话，我没写也没讲，不是没有想法，只是觉得不够资格，对老师的精神不能深入表达。这次应复旦老师的要求，写此短文，表达我敬佩和怀念之意。

 徐  淮
                                2009年9月29日于北京